近年来，为满足罕见病患者的临床需求，国家鼓励罕见病药品研发、引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罕见病药品在国内的上市数量逐年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罕见病药品种类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副主任杨毅恒指出，由于基础研究薄弱，加上受试者寻找困难，罕见病药物研发较其他药物研发周期更长，投入成本更高。但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由于罕见病患者人数过少，市场需求不大，企业难以收回研发成本，这就导致很多企业不愿开展罕见病药物自主研发。

“由于研发难度大，目前我国已上市的罕见病药品要么是引进，要么是仿制，多处于‘跟随’状态。”上海琅钰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琅钰集团）首席商务官李杨阳表示，“不仅如此，国内很多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倾向于选择患者群体较大、有适应证拓展机会的罕见病药物，以求快速获益。”

据悉，当患者群体超20万人，部分企业就会认为该疾病领域具有可观的市场前景。如果能进一步拓展适应证，其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这种研发策略从市场角度考虑看似合理，但长远来看，将会导致热门病种药物研发出现所谓的“扎堆”现象。

根据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3年）》，在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中，按适应证分析，抗肿瘤药物、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抗过敏药物和风湿性疾病及免疫药物占总量的75.6%，其中，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数量明显增加，达25项。

类似的情况曾经在部分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出现过。PD-1曾经是热门抗癌靶点，但随着国内上市PD-1药物的不断增多，PD-1抑制剂也成为近几年极为内卷的一条赛道。以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抗注射剂（拓益）为例，作为国内最先获批的本土PD-1产品，其每瓶价格已从最初的7200元，降到如今的不足两千元。

如此“扎堆”，企业并不一定能从中获益，还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在罕见病领域，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病种，还意味着有更多的罕见病治疗领域未被“看见”。

要想在“扎堆”中寻求长远发展，李杨阳认为，一方面罕见病领域还有做Me too/Me better的空间，不少天价药品在境外上市多年，但由于合成及生产工艺较老，成本居高不下，国内企业完全可以研发出性价比更高的新产品；另一方面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针对全球无药的罕见病，可以从源头开始进行自主研发。

“从抗肿瘤药物研发进程来看，我国越来越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药品已经成功打入国际市场，这些都是未来罕见病新药研发可以探寻的道路。”李杨阳表示。

她指出，在从源头开始自主研发的过程中，罕见病的基础研究，如疾病机制研究，以及后续的患者识别与招募都是难题。企业与国内医疗机构的科研人员共同开展罕见病研究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一种疾病之所以称为“罕见病”，根本原因是患者数量极少。但在一些大型三甲医院或在特定疾病领域专业性较强的专科医院，却较为容易看到罕见病患者的身影。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药师介绍，部分与眼科相关的罕见病，在其医院就很常见。

李扬阳认为，这类医院汇聚了丰富的患者资源，能够为企业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试验研究提供支持。

据悉，国内不少医疗科研机构正积极投身于罕见病研究。如北京协和医院于今年2月29日成立了协和罕见病诊疗创新发展研究院，拟以临床需求为导向，致力于整合罕见病优势资源，开展罕见病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记者也发现已有上海医药等企业同该医院开展合作，以推动罕见病新药研发及成果转化。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王胜锋则认为，罕见病的研究也可依靠数智化方法，可通过AI技术整合来自医院、患者等不同渠道的数据源，对患者特征、疾病自然史、诊断用药史等情况进行海量数据分析，加速罕见病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的进程。

不可否认，一款新药的研发对企业来讲绝非易事。杨毅恒认为，要想办法激发企业开展自主研发的积极性。

李杨阳持同样观点。她表示，让企业有动力在罕见病领域进行自主研发，关键是要让企业能够看到研发带来的合理回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她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新药定价机制及药费支付机制，同时专利补偿制度能够早日落地确保创新药品享有足够的市场独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