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场明星接力式的冰桶挑战，让国人知道了一种名为ALS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又称“渐冻人”)的罕见病。“罕见病”这三个字，也因此从医学杂志封面进入寻常百姓视野。

其实，除了“渐冻症”，罕见病还有很多种：瓷娃娃、白化病、戈谢氏病、LAM……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名字，背后连接的却是一个个鲜活痛苦的生命。同样是“病人”，但他们患上的却是不少医生都闻所未闻、诊断不出、束手无策的罕见病，他们也因病状易被忽略，导致高误诊、高漏诊、用药难等问题，而沦为“医学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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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眼前的胡晖映，笑得阳光，也很虚弱。她是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推荐给记者采访的罕见病病友。“因为我得的是PNH。”

困境中的胡晖映

如果不是采访这个专题，记者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这个又长又难记的医学名词：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PNH是这个病症的英文缩写，被称为“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目前我国对罕见病尚无官方定义，如果依据中华医学会遗传医学分会对罕见遗传病的定义，在人群中患病率低于1/50万的疾病，在新生儿中发病率低于万分之一的遗传性疾病被视为罕见病的话，那么PNH的发病率为1/100万。”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韩冰这样告诉记者：“由于PNH是后天获得性的造血干细胞基因突变引起，无从预防，它会导致患者出现贫血和血管内溶血，继而引起栓塞和器官衰竭等并发症，会导致患者死亡。”

胡晖映得知自己患上PNH是在25岁的时候。“那年，我刚刚考上公务员，按照要求，在正式录取前要体检。结果出来医生告诉我血常规异常，LDH(乳酸脱氢酶)高出正常值4倍多，于是我失去了当公务员的机会。”

胡晖映同时失去的还有当时已准备和她结婚的男朋友。“我并不怪他，确诊后的治疗情形，的确让我们都看到了可怕的现实，我们的分手很自然。”

“PNH这种罕见病，好发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因此多数患者在青壮年时期即丧失劳动力，有年轻患者因肠梗阻和内脏血栓等并发症每2周至4周就要急诊入院，痛苦不堪。”韩冰说。

1985年-1994年，我国曾做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PNH在每百万人口中仅有2.8人发病。目前国内已诊断和活跃的随访病人可能在3000名左右。因为PNH鲜为人知，所以绝大多数PNH患者和家庭，都处于独自奋战的无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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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人：他们太孤独

“请伸出援手帮助这个26岁的年轻人！我弟弟杨恒，湖北仙桃人，2012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是建筑与设备工程专业的研究生。”2015年6月7日，一个名为“加油杨恒”的微信公众号诞生了，公众号主人称是为弟弟杨恒特别开设的。

“淀粉人”杨恒得的遗传性淀粉样病变，目前全世界只有800例

这位从事IT行业的爱心姐姐杨迪告诉记者，在武汉光谷一家企业工作的杨恒，经过长达一年的辗转求医，被确诊为罕见的遗传性TTR淀粉样病变，又称“淀粉人”。

什么是“淀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外科叶少军博士介绍说，人体有一种叫甲状腺转运球蛋白的物质，该物质主要由肝脏代谢，若肝脏功能出现问题不能代谢，则这种球蛋白会呈淀粉状沉积在人体各个器官。由于遇碘时，它可被染成棕褐色，再加硫酸后呈蓝色，与淀粉遇碘时的反应相似，故称之为淀粉样变性。这类病人就简称为“淀粉人”。国家卫计委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教授叶启发说，从医30多年,他仅见过3例这类患者，全球目前也仅有800例。

2014年5月的一天，杨恒下班回家后突然恶心呕吐，肚子剧痛，他第一次住院了。医生认为是腹膜炎，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杨恒恶心呕吐越来越厉害，胆汁都给吐出来了；一到晚上，肚子就疼，疼得在床上打滚，一站起来就想吐。在上海瑞金医院肾内科接受肾穿刺等一系列检查后，杨恒被确诊为遗传性淀粉样病变。但上海医生称从没见过这种病例，甚至根本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在南京军区医院肾内科，专家给出了目前唯一的一种治疗方案：器官移植，但效果如何还不确定。2015年5月，听说有希望找到匹配的肝源，杨恒住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6月15日，叶启发教授为杨恒顺利实施移植手术，杨恒的肝脏重新发挥代谢甲状腺转运球蛋白功能。杨恒的父亲说，最后是否会复发还不得而知。

回顾一年来的寻医之路，姐姐感叹：罕见病患者求医太孤独，同病相怜的病友你们在哪里？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

2015年7月4日，媒体报道了浙医二院出生22个月的小建才一直拉肚子的新闻，经诊断，小建才得的是一种罕见病——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卢琳教授是治疗这种罕见病的专家，她说，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又称肾上腺生殖器综合征或肾上腺性变态征。主要由于肾上腺皮质激素生物合成过程中所必需的酶存在缺陷，致使皮质激素合成不正常。多数病例肾上腺分泌理糖激素、理盐激素不足而雄性激素过多，故临床上出现不同程度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伴有女孩男性化，而男孩则表现性早熟，此外尚可有低血钠或高血压等多种症候群。典型的CAH发病率约为10/10万，而非典型的发病率约为典型的10倍，并有种族特异性。

说起3年前女儿也被诊断出CAH的经历，陶子忍不住有些激动：“女儿出生后不久，皮肤没有弹性且发黑、外阴有肿大等症状。也是在新生儿科一位好心医生的提醒下，我才带女儿去进行了检查，查出是CAH罕见病。”

本身也是从事医疗事业的陶子告诉记者，自己在北京承建了CAH病友组织，帮助来京就医的这类罕见病孩子。“孩子出生后不久会有拒食、呕吐、腹泻、体重不增加或者下降、脱水、低血钠、高血钾、代谢性酸中毒等发病表象，目前发病原因不明。如果治疗不及时，有生命危险。这种病一生都不能离开药物维持，而且药物服用有很严格的量，多了少了都会引发身高等一系列问题。”

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AM)

2011年11月16日，华南地区首家LAM专科门诊在广州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继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之后，国内第3家LAM专科门诊。

钟南山院士主持华南地区首家LAM专科门诊挂牌仪式

在中国，有一群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是妻子，是妈妈，是女儿……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却身患一种极其罕见的、只攻击女性的疾病——淋巴管平滑肌瘤病，英文简称LAM。

LAM是一种由于平滑肌异常增生导致支气管、淋巴管和小血管阻塞，呈进行性发展的全身性疾病。这是一种罕见的非遗传性疾病，多发生于育龄期女性，发病概率约为四十万分之一。

LAM的主要症状是呼吸困难、乏力、咳嗽和胸痛，气胸和乳糜胸常为患者的首发症状，并可多次反复频繁发生。而最残酷的，莫过于怀孕的雌性激素激增，会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为此，很多患LAM的女性不得不放弃了大自然赋予她们的做妈妈的权利，病后的她们很多都丧失了工作能力。随着疾病的发展，呼吸困难会出现并行性加重，需要24小时戴着氧气罩生活，不能行走，不能出门，有的甚至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最后可能出现严重呼吸衰竭。而50%的患者可能并发血管肌脂瘤，1/3的LAM患者可并发TSC（结节性硬化症）。任何一种症状突发都可能致命，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 

C

无药可治的痛苦

在广州市大德路广东省中医院确诊为PNH的胡晖映，逐渐感受到了与正常人的不同，“我的症状几乎和书上写的如出一辙，酱油色尿、疼痛、头晕、气短、乏力。几乎没有任何免疫力，每3天就要输一次血小板，每5天就要输一次红细胞。”

和胡晖映同样患上PNH的佳佳，曾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2005年2月，我在读高三，所有人都在期待那个夏天的那场考试，而我渐渐发觉自己变得力不从心，耳鸣、眩晕、时常一边讲话一边牙龈流血、长期低烧，我不得不进了急诊室，血常规化验单上只是正常值十分之一的数字把我吓到了。”

2005年4月，佳佳被确诊为血液系统疾病PNH，5平方米的空间、永远的25摄氏度，成了那一年她生活的全部。父母放弃工作在北京陪着，平均每天的医药费就要5000元-10000元，不得已，房子卖了。“小小年纪的她，经历过不下20次的骨穿、胸穿，每天输液10小时以上，被下了好多次病危通知书。”

2008年，辍学3年多的佳佳再次复习参加高考，并如愿考上了一所中医药大学。在距离报到仅有10天左右时，佳佳的腿却突然开始剧烈疼痛，骨科医生怀疑是因长期用激素引起的早期股骨头坏死，让她停掉激素，开始各种物理治疗，并坐轮椅生活。停了激素，佳佳身体却每况愈下，贫血性心脏病、肝肾功能不全、胆结石等并发症接踵而来。“疼痛来袭的时候，我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止痛药，有种孤立无援的绝望。”

“由于PNH的患者稀少，而且，罕见病药品生产、引进企业的税收、市场专有、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政策倾斜，国内厂家对于治疗PNH药物的研制一直是空白。在国外虽然已有能有效治疗PNH的药物，但等待国家批准上市的漫长过程以及高昂的价格，又使得国内PNH患者可以接受有效治疗的期望变得遥不可及。”在国内PNH治疗领域小有名气的韩冰说。“更为严峻的是，除国内个别城市外，大部分患者对症治疗中的输血尚未纳入医保报销，长期患病所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使得重症PNH患者受限于经济窘困，无法输血。体内红细胞数量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因为买不到针对PNH的特效药，胡晖映只能接受常规治疗维系生命，每次输血小板都要花去胡晖映2000元-3000元，一个月的工资几乎全用在了自己的常规治疗上。“没有去做公务员，我就留在了原来的公司。公司对我很好，只给我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也允许我请假去医院进行治疗。”胡晖映所在的上海菲耐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考虑到这位员工的实际需要，在保证其正常收入的同时，还为其购买了医保，“这样子，我才觉得医疗的压力有一点点减轻。”

3年前，佳佳和几位病友共同发起建立了“PNH病友之家”，“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以及个人长期以来的治疗经验，帮助更多的病友，让他们少走弯路。提高社会对PNH的认知，呼吁和争取社会对PNH群体的关爱，推动相关保障政策的完善。”

 D

要感谢罕见病人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065%～0.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按此比例，我国罕见病总患病人口约为1680万。目前全球共约7000多种罕见病，共占人类疾病的10%。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1680万人跟其他人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却少人知晓、鲜人过问，似乎整个社会都看不见这些背负稀有疾病的人。

黄如方，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主任、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创始人。“我自己也是一位罕见病患者。”电话那头，黄如方这样介绍自己。

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主任黄如方

黄如方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为罕见病患者群体争取赞助或者药物治疗。是他将国际罕见病日带进中国，经过多年地倡导，让“罕见病”这个曾经极少人知道的群体，逐渐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所了解和认识。

“我们大家都要感谢这些罕见病患者！恰恰是他们帮所有的人承担了患病风险，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而不应该抛下他们。”黄如方说，“罕见病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不抛弃这个群体，就是不抛弃我们的后代。因为他们本身的存在提供了预先出现的研究范本。换个角度来讲，罕见医学研究也代表了最高医学研究水平，代表全人类的最高科研水平。只要有生命的传承，就有发生罕见病的可能性。”

2013年6月，黄如方组织建立了一个专注于罕见病领域的非营利性组织——中国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致力于增进罕见病患者群体、罕见病组织、医学专业人员、医药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各相关方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社会公众对罕见病的了解，提高患者的罕见病药物可及性，推动罕见病相关政策出台，开展罕见病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国罕见病事业发展。目前CORD已经跟国内数个罕见病药物生产商建立了合作。

这一中心现正尝试建立罕见病百科、罕见病地图以及患者登记。其中罕见病地图就是通过记录各地患者情况，以及当地罕见病诊断和治疗现状，绘制医疗地图，帮助患者早日找到合适自己的治疗方法。

在黄如方的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罕见病引发社会的最大关注。

“从我个人在这个领域6年的工作经历来看，罕见病群体目前的现状是：一，罕见病医学研究、治疗水平低下。有一些罕见病全国只有一到两位最为权威的医生可以确诊和治疗。绝大多数的罕见疾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二，病人药物可及性程度非常低。首先很多疾病没有药物，一些药物国外有，但是在中国没有。而且费用昂贵，比如像PNH，在国外一年要花40万美元，这个数字即使对于国内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也是较难承受的。三，罕见病社会保障政策缺失。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罕见病医疗保障法规，这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四，病友家庭因病致贫现象非常普遍。五，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现象非常普遍。以我个人为例，在我成长的近30年时间里，我的教育、就业、婚恋，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极大的排斥和歧视。六，针对罕见病家庭的社会援助缺失。有这样一个孩子的家庭，不容易找到社会多方的支援。这样的家庭往往非常绝望，他们很难融入社会，很难去更好地跟身边的亲人、朋友共处，他们已经没有梦想，对未来没有希望。”

 E

只有了解，才能救助

“我们不是害怕死亡，我们只是留恋生命的美好。我们并不害怕等待，我们只是害怕没有希望的等待。”

2013年8月，一场让人记忆深刻、撼动人心的罕见病家庭纪实摄影展在京举行。影展起名：《罕·见的世界》。这也是由罕见病发展中心(CORD)发起的项目，一批摄影师历时3个月走进20个罕见病家庭跟踪记录，希望通过镜头向人们展现一个个更加饱满细腻的个体以及病友和家庭在面对疾病时的勇气和信念。

去年的“冰桶挑战”则让更多人参与到对包括ALS在内的罕见病群体的帮助中。然而，在这些给人们带来震憾的活动背后，却是更揪痛人心的中国罕见病患者的困境。对于罕见病病友和家庭来说，疾病所带来的生活状况的改变，才是他们真正无法面对的。

由于用药的患者人数太少，治疗罕见病的药物价格都非常高昂，比如治疗戈谢氏病的药物——思而赞，在中国每个患者平均每年需要200万元人民币的药费，并且需要终生服药。治疗BH4缺乏症的药物——盐酸沙丙喋吟片（科望），患者平均每年需要20万元人民币的药费。这些费用，对于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讲，是根本没有办法承担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制定了罕见病相关法案，患者享有政府医疗保健计划和商业保险双重保障，实现了病者有其医，病者有其药。比如，美国在1983年颁布了《罕见病用药法案》，以保障病人的基本医疗权益。

从1999年开始，中国在一些相关的法规中提到罕见病药品注册、临床试验和审批管理，但却没有具体的操作细节。除此之外，在病人治疗、用药和社会保障方面，国内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罕见病法规，罕见病药物没有纳入医保和商业保险范围内，上千万患者的健康权益尚未得到保障。

和罕见病病人相关的利益相关方有：病友服务组织（RDNGO）、政府、医药企业、医生。其中，病友服务组织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它代表病人的利益，通过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与合作，为病人群体寻求援助以及维护权益。目前，中国现有各类RDNGO约50家左右，六成都是在2008年之后成立，30%集中在北京。这些RDNGO覆盖20多种罕见病类型，联系到的病人约有2万人左右。

在这50多家RDNGO中，大部分的组织发展较弱，组织化程度很低，很多组织没有注册，全职工作人员少甚至没有（90%以上的组织全职人员少于5人），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80%以上的组织年度预算不足10万元人民币），甚至20%左右的组织只有一个名字，没有正式对外开展工作，日常只是几个病友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不定期的信息沟通。

PNH病友佳佳说，目前，PNH病友之家已经有了近300名的会员，他们举办和参与了很多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我不知道公益这条路是长还是短，但是我会坚持走下去，我会和PNH病友们共同期待罕见病立法出台的那一天。”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有些省市在罕见病政策上首先走出了一步。

2011年，上海通过上海市少儿住院互助基金对戈谢氏病、法布雷病、庞贝病、黏多糖贮积症等四种罕见病儿童患者给予每年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救助（2012年额度提高至20万元人民币每年）。2011年设立了上海医学会罕见病专科分会。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成立罕见病重点实验室，开展罕见病研究，最新消息称，山东省即将设立省级的罕见病救助基金，对罕见病患者开展社会救助。2011年10月，安徽省铜陵市出台罕见病医保新办法，从门诊、药物、转院三方面给予罕见病患者特殊照顾。

山东青岛市2012年7月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城镇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对重大疾病、罕见病的特殊用药社会保障政策进行积极的探索。

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孙兆奇第一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罕见病相关提案之后，每年包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在内的机构和个人（主要是有医学背景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都积极进行政策倡导，呼吁中国尽快出台罕见病法规。

“然而，我们更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罕见病诊疗和科研中心，对目前中国现有的罕见病群体进行充分的医学病理研究，对发病率进行统计，既为全国各省提供一个罕见病人的转院渠道，又可使得国家财政对口集中扶持，在专业医生和充足药物等方面，提供一个平台。”黄如方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