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八点健闻发布《一个父亲的选择：铤而走险自制药，还是等着孩子死去》一文。文中，高中学历的徐伟为救儿子，自学基因编辑、自制化合物治疗罕见病的故事，引起了巨大反响与讨论。为解决Menkes患者无药可用的困境，蔻德罕见病中心早在2020年底就开始与徐伟联合行动，多次尝试推动医院院内制剂、药企商业化生产药物，但最终这两条路均无法走通。8月底，蔻德将徐伟的故事讲给媒体，期盼媒体用自己的视角把患者群体的诉求传播出去，帮助解决用药治疗的问题。报道在社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患者的需求得到了关注。

作为一直在积极行动的患者组织，蔻德罕见病中心邀请了积极自救的患者、患者家属、科研工作者、产业从业者、媒体记者等召开《面对无药可治，罕见病家庭的自救行动，路在何方？》网络研讨会，参会者从各自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各方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应对这种灾难性的疾病。

研讨会主持人

黄如方：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主任

讨论嘉宾

徐伟：Menkes症患儿父亲、事件当事人、自救行动者

舒建：还原体肌病(RAM)患儿家长，自救行动者

江海波：神经纤维瘤患儿家长、自救行动者、泡泡家园神经纤维瘤病关爱中心

陈晓媛：清华大学医学部临床试验中心执行主任、前CDE审评官员

王皓毅：博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仁源欣生创始科学家

蓝田：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云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

李杨阳：琅钰集团副总裁

陈鑫：八点健闻记者、事件文章作者

杜萌：正面连接记者

 患者的自救行动 

罕见病是指那些发病率极低的疾病，全球已知的罕见病约有7000多种，仅有不到10%的疾病有已批准的治疗药物或方案，FDA也仅批准了600多种药物。

就中国罕见病患者无药可治问题，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皓毅博士认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境外有药、境内无药；第二种是在国际上已经研究清楚致病机理, 治疗方法已经有良好的动物实验结果或者已经在进行临床实验的；第三种是致病机理和它的治疗方法都还没有很好的科学探索。对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针对国内患者的需求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努力方向

所幸的是，遗传性铜缺乏疾病Menkes综合症患儿父亲徐伟遇到的是王博士提到的第二种情况。国际上，补充组氨酸铜作对Menkes的对症治疗已有所研究和应用，有些患者可从台湾获得院内制剂的组氨酸铜，但新冠疫情的突然袭来，断了这些患者在台湾拿药的渠道。

琅钰集团副总裁李杨阳认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Menkes代表了一类罕见病在用药上面临的挑战。首先，组氨酸铜在海外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多是以院内制剂的方式处方给患者，而国内目前对院内制剂的管控让其难以落地，为极少数的患者申报做院内制剂，是有挑战的。在大陆如何落地，值得探讨。第二个挑战是专利。海外已经有药企在做这个“组氨酸铜”的药品，应该已经提交上市申请了，目前还未获得正式批准。可能很多患者会问何时能上市，中国企业能否第一时间引进？我们团队在年初就做过很详细的评估，组氨酸铜成药其实很大的困扰在于其主要成分是个老分子，化合物在国内外都缺乏专利保护，首家引进的企业将承担巨大的压力。在缺乏专利保护的情况下，后续企业可能会以非常低的成本跟进仿制，第一家引进上市的企业很难说不是“先烈”。第三个挑战是定价。Menkes的患者人数极少。很多超级罕见病，对应的治疗药物在国际上通常会定一个较高的价格，去平衡人数过少带来的“商业化挑战”。但是这个“规则”在“组氨酸铜”上很难行得通。“组氨酸铜”不是基因疗法，本身的合成工艺并非是“硬成本”很高，徐爸自己动手合成“组氨酸铜”的经历，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绝不是个“天价药”级别的药品。但是真的要把“组氨酸铜”做成符合药监部门要求能上市流通的药品，是需要一系列严谨的研究和临床试验的，也就意味着要投入资源。如果不能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企业很难收回前期投入的成本。但如果定了高价，又难免出现“70万元一针”“55万元一针”的争议，会被指责是黑心企业。企业确实是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面对国内无药可用的困境，高中学历的徐伟只能铤而走险，自制化合物组氨酸铜来给孩子注射。经历重重困难后化合物组配成功，孩子注射后病情也有所好转，然而组氨酸铜仅能减缓患儿部分症状，延长患儿生命并不能治愈该疾病。

对于疾病的研究，徐伟意识到对于基因问题引起的罕见病，最根本解决方法的还是基因治疗。他现在正努力地推动着基因疗法问世来彻底治愈该疾病，他鼓励患者组织不要再被动地等待被关注，应自发行动起来学习了解疾病基础治病机理，再寻找专家、药企、科研机构、媒体合作。

同样开展自救行动的舒建是还原体肌病(RAM)患儿的父亲，2017年孩子确诊，在之后的诊疗过程中，他了解到对肌肉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腺相关病毒（AAV）的基因疗法。2019年他联合肖啸教授一起研究这个疾病的基因治疗，目前实验已经进入到动物阶段。从19年立项到现在动物模型实验的总共花费大概在120万左右，舒建自己花费约80余万，作为患者家属自费推动药物研发，目前他仍面临着资金短缺、患者人数少、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

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蓝田认为基因治疗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仍有一系列的瓶颈待解决。首先从科研的角度，基因递送的准确性、靶向性，以及基因药的副作用等问题，仍有待解决。其次，国内因为还处在基因治疗研发的早期阶段，还没有建立明确的、系统的、量身定做的监管政策和规则，有碍基因治疗产品的开发和加速。基于这些问题，医药企业研发基因药物存在很多未知数，例如监管的门槛、研发的时间周期、成本投入与回报等。另外，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仍然存在众多挑战，需要政府与行业的各方携手应对。

曾任CDE高级审评员，现任清华大学医学部临床试验中心执行主任的陈晓媛博士表示，解决药物可及性问题是药监机构重要职能之一，对于罕见病用药、药物短缺问题也一直是药监部门的关注重点。近年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解决罕见病用药的可及性问题，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速罕见病药物研发和审评审批的政策，例如有条件批准上市，临床急需境外新药的加快审批程序等，一些罕见病药物已经获得批准上市使患者可及。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一些罕见病药物已经获批上市，患者仍然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疗，企业也不能及时完成上市后作业，原因是多方面的。罕见病药物可及性的问题不仅仅是药监局加快就可以解决，卫健委、医保局、科技部、财政部甚至是海关总署都可能牵涉其中，需要各利益相关在各自的位置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患者组织的力量 

罕见病患者需要得到安全有效的新疗法，50%以上的罕见病患者是儿童，使得罕见病成为全球最致命的儿童疾病。但因此类疾病药物的开发异常困难，病患例数少，常规药物的开发模型并不适合罕见病。罕见病的药物研发应注重患者和患者组织的参与，以便优化研发的侧重点、改进研究设计、提高项目实施的速度和效率。

从徐伟和舒建的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患者家庭行动的力量和带来的改变。而在现实生活中，多数的罕见病家庭并不能像他们两位，有专业知识或者资金的支持，因此就需要同病种的罕见病患者群体能聚集在一起成立患者社群组织，“抱团取暖”的罕见病患者社群组织代表了全体患者的利益，是沟通协调基础研究、临床专家、政府官员、医药企业等各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枢纽。

参会的人员之一，来自神经纤维瘤（NF）患儿家长江海波也是泡泡家园神经纤维瘤病关爱中心全体服务部主管，泡泡家园是以患者组织名义来推动科研进行自救的代表。目前该机构有两个主要项目：一个是和王皓毅博士合作的神经纤维瘤病免疫治疗基础研究项目，现已推进到动物实验 。另一个是联合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合作“曙光行动”罕见病救助项目，通过社会募集资金和病友捐赠形式为神经纤维瘤病科研助力，募集资金已超过300万。

江海波认为中国罕见病群体的现状是被动的，患者缺少与药监管理部门、企业、医疗科研机构等沟通对话的机会。蔻德罕见病中心创始人/主任黄如方指出目前国家的监管部门对患者群体的倾听和欧美、日本等国家相比是比较薄弱的。而早在1991年，第一位患者代表就被纳入成为FDA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FDA在过去的十年里，也启动了一系列的工作，让美国的患者社群组织和患者可以参与到药物研发的全部流程当中，包括药物的早期研发、临床试验的各个阶段、药物的注册审批和上市后的监控等。

黄如方主任认为中国的药物开发方、研究机构以及政府监管者也应倾听患者的声音，与患者合作，获得患者的观点、经验和偏好等关键信息，以促进药品的开发、研究和审评等进程的药物开发。

多方协力 提高药物可及性 

蔻德罕见病中心作为一家患者组织，主要有三大核心价值：第一是能够从底层尽可能的了解罕见病患者目前的需求和困境。第二是了解罕见病患者自救的路径。怎样推动科研；怎样让国外已经有罕见病的药品如何引进中国；怎样能够推动社会关注罕见病的社会的问题；怎样引起国家的重视和采取新的行动；怎样让罕见病高昂的药物能够纳入到医保，实现多方支付。这些在整个系列链条里面的问题，蔻德都有自己思考和解决方案的建议。第三是能够把所有解决问题的利益方能够联系起来，动员相关方有所行动。

相关方的呼应、联动是药物可及性的关键。李杨阳指出，在罕见病药物商业化的路上，主要有四个方向可以去改变现状：第一是技术革命仍是最终极的解决方法，目前也有针对Menkes的基因疗法在开发中，除了能研发出来，更重要的是，基因疗法的技术成熟能够进一步加速，把成本降下去，未来能够真的飞入寻常百姓家。第二是监管的创新非常重要，我国目前关于专利补偿、临床试验数据保护期等政策尚未真正落地，在罕见病、儿童用药上，我们尤为期待监管方进一步的政策支持，降低这类药品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成本。第三是期待患者和患者组织更多地参与到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和药物的研发。一方面来自患者组织的登记数据也能够弥补流行病学研究的匮乏，让研发人员和产业界知道这个疾病中国到底有多少患者，能够更清晰地做市场测算。另一方面，患者更多地参与到药品研发，也能助力新药的诞生。第四是需要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布局产品管线、打组合拳，把小众疾病纳入到商业版图里，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识别更多的患者，解决诊断、定价和支付难题，是一个长期的命题。

徐伟自制药的故事能在社会上引发关注并被热烈的讨论离不开媒体的宣传报道，此次研讨会蔻德也邀请了故事报道者八点健闻的陈鑫女士和正面连接记者杜萌参与。她们表示，这样的公共议题通过更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是媒体的责任所在；另外一方面，其实更希望能够传递患者声音或是政策建议，能够让政府部门和相关方听到，以解决这些困境。

三个小时的会议充分讨论了罕见病患者自救行动的方向、方式和方法。正如黄如方主任所说，每一种疾病的困境和需求在目前这个阶段都是不同的，患者群体应充分了解正确的自救路径，与科研、医院、医药企业、政策研究、媒体等相关方联合起来。蔻德罕见病中心也将积极配合、支持各方的行动，努力推动中国罕见病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