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医疗费用以及不断加大的医保基金压力，为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与保障体系维持稳定运行带来挑战。

作为医疗卫生决策的重要标准，卫生技术评估可以从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等多个方面综合理性地分析医疗卫生技术，帮助政策决策者筛选更安全有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药品和技术。目前，卫生技术评估已在国际主流国家被广泛应用于医保准入、药品价格谈判、医保报销等卫生决策中。

在中国，卫生技术评估同样在医疗卫生决策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自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连续四年进行了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并在药品评审的过程中积极引入了卫生技术评估与药物经济学方法等相关技术手段，采用基金测算组和药物经济学组平行测算的方式，分别从医保基金影响分析和药物经济性两大方面，针对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提出评估意见。

然而，作为卫生技术评估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医疗概念是如何驱动我国医保支付改革的？2022年7月22日，在由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药科大学联合主办，医学界传媒协办的卫生技术评估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医保支付政策 新实践》分论坛正式召开。会上，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价值医疗与医保支付》的主题报告中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评价一家医院不是看它的规模、床位和手术量，而应更关注临床结局，即患者最后的健康结果。”金春林提到，性价比最高的医疗就是价值医疗。医疗质量是价值医疗的核心，衡量指标包括“可及性”、“健康结果”及“满意度”，这三个指标基本涵盖了医疗产出里所有的维度。与此同时，金春林主任特别提醒了健康结果的重要性。他坦言，目前我们把过多注意力放在了对过程的计量，我们医院实施的指标、绩效评比都缺少对健康结果维度的考核。评价一家医院不是看它的规模、床位和手术量，而应更关注临床结局，即患者最后的健康结果。满意度也同样是医疗质量的考核维度。患者的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这是评价医疗质量的重中之重。此外，还要看医务人员的满意度和支付方的满意度，力图追求三者满意度的最大公约数。

金春林主任介绍到，目前国内医保正在进行DIP付费实践，就是将医疗从服务量驱动转向价值驱动。

首先，推广价值医疗的必要性体现在巨额医疗浪费的现状。世卫组织曾指出，全球医疗存在20%-40%的不合理使用，这当中既有资源配置和利用能力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以我国7.5万亿的卫生总费用计算，如果存在40%的浪费，那不合理的使用就有3万亿。

其次，追求价值医疗另一点原因在于同病异治的现状。同一种病的不同治疗路径，造成了较大的治疗费用差异。以上海医院为例，每RW（病种相对权重系数）成本最高相差约4000元。以8万服务量来计算，单个医院要多支出3.2亿。所有医院如果能和RW最低的对齐，医疗资源至少可以节约30%。

第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是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因素，如靶向药作为肿瘤用药、高值耗材在骨科领域的广泛使用。这些所谓的高精尖技术的应用，是否真的对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有所助益，都要通过价值医疗去判断。

第四，从国家健康战略上看，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价值医疗的驱动。以预防为中心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战略，但要靠什么手段去落地？这都需要我们践行价值医疗的取向，秉承价值医疗的概念，而不是微观的效率很高，宏观的效率见不到。

此外，战略性购买是追求价值医疗的重要缘由。战略性购买不是算小账，算目前的账，而是要用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的观点去战略性购买。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是医改的牛鼻子，我们必须要从以数量为基础的支付，慢慢过渡到关注诊疗过程，最终完成以临床结局价值为导向的支付制度改革。努力使医保支付角色，从被动的支付向真正的战略性购买转变。

金春林主任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入手，强调价值医疗在我国实践过程中的重点。他提到：从微观上看，治疗策略要追求在临床过程中的经济有效；从中观上看，医疗机构要以健康结果为目标，实现高效运转，预防、治疗和康复之间要进行有效合作；从宏观上看，要考虑整体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比如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是整个医疗体制的主要痛点，就不要耗费更多财力、经历去扩张床位和医院规模。宏观不把握，微观往往无能为力。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在金春林主任看来，价值医疗是一个需要多方合作和配合才能达到的目标。无论是支付方、医疗服务机构、制药与医疗器械公司还是医疗信息产业，都是医保支付改革实践的参与主体。逐步建立一个各方利益相融的机制，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